房屋拆遷承諾書怎么成了認定敲詐勒索的證據？快和上海拆遷律師來看看

　　從以上可以看出，夏某理等人重新索取拆遷補償費用，屬于被拆遷方對拆遷補償重新提出主張，屬于法律許可的范疇。夏某理等人重新索取拆遷補償費，雖然數額巨大，但并非沒有任何事實依據提出，也就是說，爭議的補償費，并非明顯地不屬于夏某理等人所有，而是處于不確定狀態。上海拆遷律師就來帶您了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對于這樣的爭議利益，夏某理予以索取，實際上是行使民事權利的一種方式，不屬“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如前所述，非法占有必須是財物明顯不屬于行為人，而行為人采取了刑法禁止的取得方式，常見的盜竊、詐騙、搶劫等即是典型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本案中，夏某理等人對拆遷補償費有異議，為了取得更多的拆遷補償費而向開發商索取，不能認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并且，如果認定屬非法占有，那么，非法占有的數額也無法確定，因為夏某理等人可以向開發商要求重新賠償的數額無法確定。本案不同于為公用設施、國家利益進行的拆遷、遷墳賠償，價格由政府統一確定，而系為商業目的所進行的開發。

　　所涉房屋拆遷特別是遷移祖墳應賠多少，沒有法律強制性標準，具體補償標準應是雙方合意的結果。在夏某理等人依法可以提出重新索賠補償費的情況下，多少補償費是合法的，多少是不合法的，難以確定。綜上，不能認定夏某理等人與開發商達成協議的25萬元補償費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夏某理等人的行為不符合敲詐勒索罪中“以威脅、要挾手段，強索公私財物”的客觀要件。

　　成立敲詐勒索罪，其客觀行為要件應當符合以下幾個特征：

　?。?）采用威脅、要挾手段；

　　（2）威脅、要挾的內容足以引起被威脅、要挾的人內心恐慌、懼怕；

　?。?）被脅迫者因之處分了財產，將財物交予威脅、要挾者。

　　本案中，夏某理等人的行為不符合敲詐勒索的客觀行為要件。理由在于：

　?。?）夏某理等人向開發商提出索賠，是在行使正當權利。夏某理向開發商提出索賠時并沒有以舉報為條件，而是將索賠材料與舉報材料分別交給開發區管委會和縣信訪局，且未告知開發商其已經向信訪局舉報。也就是說，夏某理等人并沒有直接向開發商以舉報為條件進行所謂“威脅、要挾”。

　?。?）開發商得到夏某理舉報的信息來源于開發商的不當打聽及開發區工作人員的不當告知，而不是來源于夏某理主動告知，更不是夏某理附舉報條件地向開發商提出索賠。受理舉報機關不應將舉報信息告知被舉報人是一個最基本的工作原則。

　　但開發商不僅從受理舉報機關處得到被舉報的信息，而且通過開發區有關人員了解了夏某理等人的聯系方式，出于了解夏某理等人真實意思的目的，主動約見夏某理等人。夏某理在得到開發商約見熊某后才將舉報信、索賠材料交予開發商。也就是說，將舉報信與索賠材料聯系一起是開發商主動行為的結果。

　?。?）夏某理與開發商談判是一個民事談判過程，談判的結果也不是敲詐勒索的結果。被告人一開始并不同意簽訂承諾書，經過談判才與開發商簽訂了開發商以出資25萬元來換取被告人同意停止對工程項目的傷害、影響的承諾書。

　　此承諾書的簽訂是由于開發商再三保證不會讓人知道，并稱大家都要遵守承諾。而開發商方面的談判人唐某某的證人證言也稱“要讓被告人在不利于他們的承諾書上簽字，一旦被告人拿到錢后仍舉報，可以利用承諾書向有關部門舉報他們的不法行為，用承諾書保護企業的自身利益”。從此可以看出，被告人簽訂承諾書，完全是出于民事談判的結果，而開發商卻是以制造夏某理敲詐勒索的證據為目的而簽訂承諾書的。

　　上海拆遷律師覺得，夏某理事后的表現也體現了其索賠行為不符合敲詐勒索的特征。當夏某理感到簽下承諾書對己不利，要求退還已索得的l0萬元時，被開發商所拒絕。這也表明，夏某理的初始索賠意圖并不以舉報為手段和條件。綜上，夏某理等人的行為不符合敲詐勒索罪的客觀行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