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網絡犯罪呈上升趨勢，各種傳統犯罪日益向互聯網轉移，網絡犯罪呈高發多發態勢，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和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為進一步嚴懲網絡犯罪，維護正常網絡秩序，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使信息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獨立入罪。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區分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有一定的關聯和相似點。兩個罪名重合的地方主要在于提供銀行卡給犯罪嫌疑人從事網絡犯罪如何定性的問題。二者主要存在以下區別：

　　一是行為對象不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針對的只能是上游犯罪所獲得的贓款贓物。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行為人提供支付手段服務的對象，通常是上游犯罪所實施的犯罪行為，比如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銀行卡，是被幫助人用來收取被害人錢財，是其實施犯罪所必備的“工具”。

　　二是行為性質不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行為人實際上屬于上游犯罪的幫助犯，沒有行為人提供支付結算幫助，上游犯罪缺乏收取犯罪所得的通道，上游犯罪將很難既遂；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為非上游犯罪所必須，即使脫離該行為，也不影響上游犯罪的既遂。

　　三是對上游犯罪具體內容明知程度不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要求對上游犯罪限定于概括性明知，即對于上游犯罪行為人具體實施何種網絡犯罪行為在所不問。若明知上游犯罪行為人實施的具體犯罪行為，仍幫助支付、結算的，則應當以上游犯罪的共犯評價。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則無此限制，行為人對涉案財物屬何種明知，既可以是概括性明知，也可以是明確知曉，只要不存在事前通謀的情況，均不能評價為上游犯罪的共犯。

　　四是行為手段不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在實踐中較為常見的行為是提供支付結算工具，包括但不限于銀行卡、手機卡、網絡支付工具等，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行為主要手段偏重于窩藏、轉移、代為銷售等，明知是犯罪所得財物而以上述手段幫助上游犯罪。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上游犯罪幫助犯的區分

　　司法實踐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部分上游犯罪的共犯間的界限難以區分，從而導致司法實踐中的適用分歧。上海刑事律師訴訟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詐騙罪幫助犯為例予以分析。

　　一是幫助的內容不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行為屬于電信網絡詐騙活動的幫助行為，但后者并非必然同時適用前者之罪，二者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即前者明確規定是適用于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支付結算等特定幫助行為，而對于一般性幫助行為，如提供場所、資金支持，以及其他未達到技術支持的嚴重性和決定性程度的行為，則更宜認定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共犯。

　　二是幫助的作用不同。當上述幫助行為本身的不法性尚不確定時，尤其是存在幫助行為“一幫多”的情形時，需要鑒別其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實行行為的促成力，即情節的嚴重程度，只有幫助行為體現為形式上為輔助而實質上為獨立犯罪行為時，才可以考慮適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幫助犯僅需要進行一般層面的分工考量。因此，行為人向多人提供電話卡、銀行卡，只有使用行為達到決定性程度，能夠實質性推動信息網絡犯罪發生的，才能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三是侵犯的法益不同。詐騙罪是侵財類犯罪，侵犯的是公私財產所有權，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屬于擾亂公共秩序犯罪，特別是在“一幫多”的情形下，侵害法益具有多元性，不僅僅是網絡空間管理秩序。也就是說，應以幫助行為實質上造成的侵害后果為考量進行定性，當提供電話卡、銀行卡的行為造成了具體法益侵害時，可能同時構成兩罪；而造成的法益侵害具有抽象性、概括性時，則不適合認定為詐騙罪共犯。且二者的量刑規則差異較大。刑罰裁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對某種犯罪的社會危險性評價，從最高刑期來看，提供電話卡、銀行卡型幫助行為因為可能認定為不同罪名，所以行為人面臨被判處最高三年有期徒刑或者最高無期徒刑的巨大差異，所以對幫助行為的定性必須突出對法益侵犯的實質性評價。

　　四是明知的推定不同。根據《解釋》第11條規定的七種可推定主觀明知的情形，“明知”既包括行為人主觀上確切知道的直接故意，也包括行為人持放任心態的間接故意，如經營固話出租業務人員，在被公安機關多次傳喚和調查售卡記錄后，仍繼續出售并對外宣稱“我只管賣號碼”，該種情形中可認定行為人的主觀放任心態，適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當行為人與被幫助人有共同的犯意聯絡同時構成兩罪，則適用刑法第287條之二第3款規定，以想象競合犯從一重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