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工在公司任職時提供了不屬于本人的身份證復印件、畢業證復印件，其在入職時存在欺詐的行為和主觀故意。用人單位在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之前，上海勞動糾紛找律師說通常都會根據勞動者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及其他考核表現等，對勞動者的能力、資格、信用、道德操守等做出一個初步判斷，以決定是否對勞動者進行錄用，勞動者的學歷雖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對于用人單位是否錄用勞動者具有重要的影響。

　　員工入職的崗位是運營總監，屬于對勞動者能力要求較高的勞動崗位，而員工的學歷與其所提交的畢業證顯示的學歷差距較大，故認定員工的行為確實使公司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與其簽訂了勞動合同。使公司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與其簽訂了勞動合同，根據《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雙方簽訂的兩份勞動合同應屬無效。
 

　　【基本案情】

　　在二審期間，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冊國瑞公司”）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深圳中院”）提交了其與案外人深圳市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稱Y公司）員工蔣某的微信聊天記錄，稱彭某D曾在該公司就職，也向該公司提交了身份證號碼為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的身份證復印件及相同的北京大學畢業證。彭某D對該證據的真實性不予認可，認為無法確認聊天人物、聊天內容和聊天時間，無法確認是否有利益關聯。

　　應冊國瑞公司的申請，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向案外人Y公司進行了調查，該公司人力資源總監陳某陳述有名為“彭某D”的人員曾入職該公司，于2016年12月底協商離職，該人在其公司任職期間自稱“彭D”，在職期間收取工資的銀行卡為62×××61（招商銀行）并提供“彭某D”入職時提供的身份證復印件、北京大學畢業證復印件、上述銀行卡復印件，身份證復印件顯示公民身份證號碼為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畢業證復印件顯示持證人“彭某D”的出生日期為1993年9月13日；該公司互聯網產品部內容產品經理蔣某確認冊國瑞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系其與冊國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某的聊天記錄，本案卷宗中彭某D提交的身份證復印件上的人與在其公司入職的“彭某D”是同一人；深圳中院另在Y公司調取了以下書面證據：

　　1、勞動合同書，顯示彭某D與Y公司于2016年8月4日起建立勞動合同關系，乙方彭某D處填寫身份證號碼；

　　2、保密、知識產權及競業限制協議，顯示彭某D與Y公司于2016年8月簽署該協議；

　　3、離職證明，顯示“彭D”與Y公司在2017年1月3日解除勞動合同關系；

　　4、解除勞動合同協議書，顯示“彭D”與Y公司在2017年1月3日解除勞動合同關系；

　　此外，深圳中院還向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調取了前述銀行卡開戶人身份信息及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的銀行流水記錄，該行向深圳中院提供如下材料：

　　1、上述銀行卡開戶人身份證掃描件、個人賬戶開戶申請書、開戶人實時圖像，顯示彭某D（身份證號碼）于2016年8月4日申請開戶；

　　2、上述銀行卡賬戶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間銀行流水記錄，顯示Y公司分別于2016年9月7日、2016年10月10日、2016年11月15日、2016年12月9日向該賬戶轉賬，類別為“代發工資”。

　　彭某D對調查筆錄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認為該筆錄和冊國瑞公司之前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并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對在Y公司調取的證據均不予認可，認為該段期間其在杭州，并沒有在Y公司工作，雖然相關文件上的簽名是其本人書寫，但其在冊國瑞公司工作期間簽過許多空白文件，對簽名認可，對內容不認可；對向銀行調取的證據認可是其本人開戶，但是給朋友用，不是本人使用。

　　冊國瑞公司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予以認可。
 

　　【裁判要點】

　　深圳中院二審認為，本兩案為勞動爭議案件，二審爭議焦點為彭某D是否存在以欺詐手段使冊國瑞公司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勞動合同的情形，對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冊國瑞公司主張彭某D持虛假的身份證復印件、畢業證復印件，欺騙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彭某D主張系應冊國瑞公司的要求按照冊國瑞公司提供的身份信息填寫了一整套完整的入職材料，是公司出于套取關聯公司撥款的目的，身份證號碼為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冊國瑞的身份證復印件及北京大學畢業證復印件均不是彭某D本人提供。

　　對此，本院認為，本院在案外人Y公司所做的調查筆錄、在Y公司調取的書面證據及在招商銀行調取的開戶信息、銀行流水能夠互相印證，足以證明彭某D曾在2016年8月至12月期間入職Y公司，其向Y公司提供了同樣的身份證號碼為的身份證復印件及北京大學畢業證復印件，并且在公司也自稱“彭D”，彭某D雖對上述證據不予認可，但并無合理理由或充分反證予以推翻，本院對其有關質證意見不予采納。

　　彭某D在Y公司任職時提供了與本案相同的不屬于本人的身份證復印件、畢業證復印件，這與其所述“公司要求其填寫虛假資料以套取撥款”這一主張相矛盾，其所提交的通話錄音中也未顯示有公司要求填寫虛假資料以套取撥款的內容，因此，本院采信冊國瑞公司的主張，認定彭某D在入職時存在欺詐的行為和主觀故意；

　　其次，用人單位在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之前，通常都會根據勞動者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及其他考核表現等，對勞動者的能力、資格、信用、道德操守等做出一個初步判斷，以決定是否對勞動者進行錄用，勞動者的學歷雖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對于用人單位是否錄用勞動者具有重要的影響。

　　本兩案中，彭某D入職的崗位是運營總監，屬于對勞動者能力要求較高的勞動崗位，而彭某D的學歷與其所提交的畢業證顯示的學歷差距較大，故本院認定彭某D的行為確實使冊國瑞公司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與彭某D簽訂了勞動合同。

　　上海勞動糾紛找律師綜合上述分析，本院認為，彭某D提供虛假身份證件、虛假學歷的行為構成欺詐，使冊國瑞公司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與其簽訂了勞動合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雙方簽訂的兩份勞動合同應屬無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勞動合同被確認無效，勞動者已付出勞動的，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報酬，具體數額，應當參照本單位相同或者相近崗位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確定。

　　本兩案中，雙方均未提交冊國瑞公司相同或者相近崗位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本院參照一審庭審辯論終結前上一年度深圳市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人員工資金額，即年工資99139元的標準計算彭某D的勞動報酬。

　　彭某D2017年2月16日入職冊國瑞公司處，一直工作至冊國瑞公司2017年5月16日，故冊國瑞公司應支付彭某D此期間的勞動報酬10007.53元（59297元÷12個月÷21.75天×9天+59297元÷12個月×2個月+99139元÷12個月÷21.75天×12天），此外雙方均確認彭某D在2017年5月6日加班，故冊國瑞公司應支付該天加班報酬454.38元（59297元÷12個月÷21.75天×1天×2倍），共計10461.91元，彭某D從2017年5月17日起未再提供勞動，冊國瑞公司無需支付該日之后勞動報酬，冊國瑞公司已經支付工資金額14749.25元，超過彭某D在職期間應得的全部勞動報酬，無需再行支付勞動報酬，彭某D還應返還多發放的勞動報酬4287.34元。

　　彭某D提供虛假身份證件、虛假學歷的行為構成欺詐，使冊國瑞公司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與其簽訂了勞動合同，雙方簽訂的兩份勞動合同無效，彭某D要求冊國瑞公司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沒有事實與法律依據，不予支持。

　　彭某D在本兩案中敗訴，無權要求冊國瑞公司支付律師費。

　　冊國瑞公司為本兩案申請證人陳某、曾某出庭作證，并支付證人出庭作證費用1950.18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四條的規定，上述費用應當由敗訴一方當事人負擔，故彭某D應當支付上述費用，冊國瑞公司已經先行墊付，彭某D應當將上述費用支付給冊國瑞公司，冊國瑞公司僅主張1950元，故彭某D應向冊國瑞公司支付證人出庭作證費用1950元。

　　綜上，一審適用法律錯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冊國瑞公司無需向彭某D支付2017年2月16日至3月20日期間的工資差額3657.75元、無需向彭某D支付2017年4月1日至30日的工資10970元、無需向彭某D支付2017年5月1日至16日的工資7172.41元、無需向彭某D支付2017年5月17日至6月2日期間的停工工資6216.09元、無需向彭某D支付2017年5月6日加班工資1195元、無需向彭某D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6619.54元、無需向彭某D支付律師費4215元。

　　另判決，確認冊國瑞公司與彭某D于2017年3月20日簽訂的期限為2017年2月16日起至2020年2月15日止的《勞動合同》無效、彭某D向冊國瑞公司返還多支付的勞動報酬4287.34元、彭某D向冊國瑞公司支付證人出庭作證費用1950元。